关注新型信息消费新动向******
关注新型信息消费新动向
洪群联
春节是传统消费旺季，也是信息消费集中释放的时期。随着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全面落地，人们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需求集中释放，由此带来信息消费蓬勃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5G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3%，5G正在加速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拉动新型信息消费的重要方式，也创造了更加丰富的消费产品以及更加便捷的消费体验。
新型信息消费群体更加庞大。春节期间，不仅年轻人群对5G技术的使用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且越来越多银发族和农村人也主动拥抱互联网，享受5G带来的智能生活便利。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5G普惠发展，加速推进智能终端、信息网站、APP等适老化、无障碍化改造，广大农民群体和老年人群对智能手机的接受程度和应用技术持续提升，“数字鸿沟”不断弥合。与春运前相比，春节期间全国4G/5G网络流量提升超过20%的行政村总数超过18万个。目前，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5G信息消费群体，为新型信息消费发展奠定了坚实庞大的用户基础。我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我国信息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将为5G新型信息服务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
新型信息消费业态更加多样。春节期间，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移动终端开展网络拜年，联络感情，在线观看各类短视频和文娱节目，进行网络点餐，通过移动支付购买年货等商品。返乡、异地和跨城出行大幅增加，在线预约租车和预订酒店、门票等成为普遍选择。各地纷纷开展“信息消费体验周”“5G消费券”等活动，引导消费者感受信息消费全新体验。信息服务企业加大智慧家庭、视频彩铃等基于新兴技术的产品创新和业务营销，拉动信息消费升级。随着5G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及其在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广泛应用，超高清显示、高清同步课堂等信息服务产品快速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新场景展现巨大潜力，网上购物、远程教育、智能家居等行业方兴未艾。我国新型信息产品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正在不断提升，5G新型信息消费将以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态势丰富着人们的消费选择。
新型信息消费地域更加广阔。春节期间，广大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不论是一二线大城市还是小镇、乡村，不论是工厂、商场还是田间地头，身处何时何地都可以便捷通畅地使用5G网络。近年来，我国稳妥有序加强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融合应用，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231.2万个，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实现了“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特别是结合主要交通干线，在机场、高铁、高速等热点枢纽站点布局建设了一批移动通信基站，基本实现5G网络覆盖春节返乡路，让春运的网络之路更好更快。“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推动5G网络覆盖所有城市及县城，并以需求为导向，逐步推进5G网络和千兆光网向乡村延伸，5G信息服务消费的地域空间将大大扩展。
信息消费、数字消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长迅速、创新活跃、辐射广泛的消费领域之一，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信息消费加速进入发展新阶段，已成为引领消费的重要引擎以及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我国正在加快5G网络规模化部署，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5G结合各行各业所催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将促进供需对接更加精准，加速线上线下消费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定制化的商品和服务。未来，要充分发挥我国5G产业链的体系化领先优势，推动城乡新型基础设施提速升级，加快信息终端普及和升级，以科技赋能引领信息产品和服务迭代创新，加速数字消费场景落地，最大程度释放信息消费潜力，将5G转化为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动能。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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