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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 | 海因茨:麻将如何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新社北京11月16日电 题:麻将如何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专访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

  作者 高楚颐

  近日,国际麻将联盟和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共同成立了麻将运动技术等级评定中心,同时出台了《麻将运动技术技能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任何一位普通麻将爱好者都可以注册成为麻将项目运动员,并通过各种赛事不断考级升级。

  在海外,麻将也深受各国人士的喜爱。美国影视演员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曾在做客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Tyrone Colbert)的脱口秀节目时,表达了她对麻将的疯狂热爱:“麻将的魅力在于通过随机抓牌展现出在混乱中创造秩序的内涵。”前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Shaquille O'Neal)曾在春节期间到中国打麻将,并深谙游戏之道。

  如今,麻将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地有40多种麻将游戏,每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互动和娱乐文化。如美式麻将、日本麻将竞技锦标赛、菲律宾万灵节的墓地麻将习俗等。2021年,《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在美出版,该书记录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地唐人街上就充斥着不绝于耳的麻将洗牌声。1937年,美国麻将联盟成立,主要负责进行游戏规则的仲裁,并由最初32名注册会员发展至如今超过35万人。

  近日,该书作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时表示,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钟欣 摄《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一书。钟欣 摄

  麻将何以在美流行?

  如今,麻将游戏遍及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自己曾在中国云南大学任教,并在生活中学习打麻将。“麻将凉爽、光滑、手感沉重,碰撞时发出的声音和其精美的设计立刻吸引了我。”安妮莉丝·海因茨认为麻将不仅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更提供了感官上的满足。随着深入研究麻将的历史,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麻将让人们走到了一起。

  据介绍,麻将游戏始于19世纪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Joseph Park Babcock)的美国人把麻将带到了美国,一度受到广泛欢迎。他还撰写了一本名为《麻将规则》的小册子在美出版。该书也被当时的美国读者亲切地称为“小红书”(red book)。到20世纪中叶,麻将已成为美国休闲文化之一。

  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麻将流行的原因有很多,这与麻将游戏的独特体验和麻将承载的文化因素有关。麻将带来感官愉悦的同时还融合了运气和技巧。在确定和不确定间达成“和”牌(胜出)。这种“琢磨”和“取舍”的游戏让人上瘾。在中国,有种说法是麻将中的“饼、条、万”等符号象征着“儒、释、道”,14张牌执掌乾坤。

  除了这些特点,麻将游戏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项新兴社交游戏活动被美国的公众所认知。它激发了许多美国人的想象力,因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十分广泛,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神秘印象。

  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流行后,中国的新精英阶层将麻将介绍给了美国商人和旅行者。对他们来说,麻将很快就起到了社交和娱乐的作用。“你可以与多名玩家一起游戏,并可在洗牌和码牌时兼顾聊天与沟通,这就使麻将游戏成了建立人际关系的有效工具。”

  随着麻将在全球风靡,麻将热潮不断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心。他们通过麻将,想象并寻求与中国的联系。“中国的改革者、华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评论员都在争论麻将能代表什么,不能代表什么。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以不同的方式解读麻将,这表明了他们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期望。”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美国妇女们在打麻将。视觉中国供图美国妇女们在打麻将。视觉中国供图

  “麻将已成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麻将游戏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迄今为止,有一定影响力的“改编”是由全美麻将联盟推出的“美式”麻将。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1923年,随着美国市场对麻将的需求越来越大,中西方商人在上海开办了大型工厂,用手工工艺进行标准化生产。“麻将兴起标志着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随着这股热潮,纽约的塑料制造工厂也开始面向美国市场进行麻将生产。随着工厂的发展与这种独特的区域性游戏形式确定,美国麻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美国国内产业。

  “麻将游戏衍生了不同的文化呈现,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曼哈顿联欢晚会、30年代的唐人街、50年代的犹太社区等等。”安妮莉丝·海因茨在书中写道,麻将的历史描绘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吸收更多的异域文化。无论是对祖籍故土的思念,还是对异域风情的新奇体验,抑或是对国际化的美国现代性体现,麻将为唤起人们对中国的想象提供了一系列可能。通过麻将,人们建立了一种归属感,向往加入那些拥有共同财产或正在形成共同身份的人群,揭示了深刻的美国经验。

  “麻将在全球声名鹊起的百余年中,已成为一种跨越性别和种族的游戏,对在多种社交空间架起桥梁发挥着独特作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现代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美国纽约,潮人展示麻将外套。视觉中国供图美国纽约,潮人展示麻将外套。视觉中国供图

  华裔美国人在游戏中寻找身份认同

  20世纪30年代,麻将在中国和海外都被称为中国的“国民游戏”。许多美国华裔接受麻将,因为它兼具中美特色。唐人街将麻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进行商品化营销,同时也利用麻将为美国华人创造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种族空间。

  “华人青年将麻将牌作为美国时尚以及中华文化的象征,他们由此既能接受由中美两国因素构成的身份认同,又不必在这两种身份因素间做出选择。”安妮莉丝·海因茨表示,今天华裔美国人的麻将文化已更加深厚和多样。农历新年仍是一家人一起玩麻将的日子,社区中心也会定期为退休人员举办此类游戏。2018年的大片《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中就出现了一个醒目的麻将场景,它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麻将的兴趣,并再次展现出麻将的国际化魅力。

  “一旦这个游戏有了世代相传的传统,那么新一代人也很可能会喜欢它,并传承下去。”安妮莉丝·海因茨说。

  麻将促进不同族裔间交融

  “在20世纪,麻将‘美国化’的进程,也反映了个别社区融入美国的进程。”安妮莉丝·海因茨介绍,麻将交织在曲折的历史中,对美国确定自身多种族的特性及不同种族融合的可能性发挥着独特作用。

  华裔美国人利用麻将帮助他们在差异性和归属感之间找到联系;日裔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接触麻将,并在二战中将其作为一种急需的娱乐形式再次关注;对于犹太裔美国人来说,麻将游戏帮助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化规范。麻将作为一种游戏,其吸引力和多样的形式跨越了阶层、族群和地域的界限,为大众所接受。

    外国友人参加麻将大赛。视觉中国供图外国友人参加麻将大赛。视觉中国供图

  安妮莉丝·海因茨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麻将的文化意义随着每个时代的社会、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多样化。今天,麻将在数字世界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收藏家以及寻找文化根源的年轻一代等正推动着麻将更加有趣与包容。

  “我很高兴麻将在美国和其它地方再次流行起来,也希望麻将继续繁荣发展,走向未来。”安妮莉丝·海因茨说。(完)

  受访者简介:

  安妮莉丝·海因茨(Annelise Heinz),俄勒冈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麻将:中国游戏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形成》作者。她的作品曾被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时代》、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曾于中国云南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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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作者:张慧(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事关自我革命整体建设的问题,是事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质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刮骨疗毒的胆识解决缠绕党的思想作风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壮举推进反腐败工作等,充分表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自我革命重在制度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革命者的必修课,是革命者必备的素养,不断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积极的自我修复能力。全面理解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的论述,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自我革命;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推进党的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党的自我革命涉及的社会领域范围之广,深层次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规范的制度体系为自我革命保驾护航,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制度支撑,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这些都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都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组织应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就是按照政治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是什么。政治责任不同于其他的一般责任,如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它是责任中的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既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任务,又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要求,必须将政治责任摆在首位,必须首先落实好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要主动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抓住了主体责任,就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就是实实在在担当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党交给各级党组织、各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其要求是全面的、系统的,同时也是具体的、有层次的,党员干部应该准确把握全面理解,不折不扣承担起全部的政治责任。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

  我们党一向主张权力与义务相统一,权利与责任相统一,有权必有责,有责必追责,如果有责不追,那么责任就形同虚设,既然我们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是理所当然的。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法律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发展改革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政治责任问题就有被问责的可能,问责虽然不是目的,但实践中问责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我们一定要用好问责这一利器。

  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这只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关键方面,就是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政治责任特指政治人员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应承担的一种责任,包括积极的政治责任,按照政治的要求推动其实施的职责;消极的政治责任,未能履行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它与政治人员在政治活动中担任的角色密切相关,政治责任本身是一个包含责任因素的概念。政治责任主要是针对现实政治而言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种规范,主要评价标准是制度的价值原则而不是个人的道德标准,更不能以理性主义作为政治责任的评价标准。政治责任具有相对抽象性,它不能完全由法律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政治责任的评价和承担方式也不一样,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优先性,政治责任还可以追溯、连带等,任何时候政治责任的追究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由于政治责任主体所从事公共权力的有限性,政治责任主体责任的有限性,以及政治责任程度的有限性决定了政治责任是有限的。政治责任的实现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是党的追究,主要是指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对党政机关中由其管理的干部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二是立法机关追究,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它们有权对其选举、决定、任免的干部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三是上级追究,主要指上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对下级部门政治官员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四是自我追究,是指政治官员自认为履职不力或言行违背民意等而进行的自责;五是社会追究,指社会民众对应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直接发动的追究。政治责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治建设的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建设质量问题,我们一定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培育政治责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担当。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党推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法律制度问题,因此我们党要完成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目标,必须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们的法律仍然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我们很多制度规范体系仍然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

  要坚持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法律制度根据;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据,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只是党的若干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只有在党章的指引下进行,才能高质量实现预期的目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民主集中制展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进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这说明党是领导一切的。健全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关键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既规范权力又保障权利,在各种监督制度中,要突出党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其他监督密切配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治监督的目标是预防一切形式的腐败,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强化政治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不断增强政治监督针对性、准确性、适用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处于权力的中心,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或者权力太大,容易脱离监督导致腐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重在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同时,我们还要发挥好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从严治党等方面的问题,聚焦各级党组织是否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是否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全面准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其中重点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让政治巡视实实在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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